唐代长安西明寺与日本佛教
时间：2017-05-10
湛如
唐代长安城是中国佛教的中心，而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国化佛教体系形成，辐射至日本、韩国，最终形成了大乘佛教为主体的文化圈。
西明寺始建于唐高宗显庆年间，五代后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寺院位于唐长安城延康坊西南隅，在今西安市白庙村一带，是唐代最大的寺院之一，有房舍四千多间，日常还承担着皇室的礼仪祷告活动，僧人众多。
西明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众多，首先它是唐代国家供奉的几座寺院之一，保存有唐代御造经藏；其次它是国家译场，玄奘、义净、不空等曾在此翻译众多经典；再次是道宣、怀素、圆测、善无畏等都曾在此驻锡，与南山律宗、东塔宗、法相宗西明系、密宗渊源深厚；最后是众多留学僧在此求法，将西明寺学风流传世界。西明寺的地位造就它独特的风格，此处仅就西明寺与日本佛教展开一些讨论。
一、法水东流：求法僧在西明寺的活动
在唐代，西明寺做为国家译场，高僧汇集，曾经在西明寺弘教、受戒、修习过佛法的中外僧人为数众多，寺僧如昙旷等甚至影响敦煌。正因其强大的影响力，吸引了众多国外留学僧驻足学习。日本僧人永忠、空海、圆载、圆珍、道慈等都曾在西明寺住留。
这些留学僧人，在中国首先学习的是佛法，如空海于桓武天皇延历廿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入唐求法。次年到达长安后，居西明寺，最后从青龙寺东塔院惠果学习密法，回国时惠果赠送大量的佛经、佛像、佛舍利和密乘法物，为其成为日本真言宗祖师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圆珍于853年入唐，先于福州开元寺就存式学《妙法莲华经》《华严经》《俱舍论》，又从般若怛罗学梵语和密教。继至天台山国清寺研习天台章疏。唐大中九年（855）至长安，从法全、智慧轮学密法。
空海与圆珍以西明寺为起点，学习密法，与西明寺曾经作为译场翻译过密宗经典，在此可以接触到众多密典不无关系。
除佛法之外，留学僧对中国各种文化也是来者不拒。据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十《唐天台山禅林寺广修传》记载，圆载于开成三年至天台山禅林寺广修法师处请法，同时圆载也与著名诗人交往密切，归国之时，皮日休专门写过送圆载的诗。空海也曾从书法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回国后被称为“三笔”之一；永忠喜好音乐，并将乐器带回国内，在弘仁六年“亲自煎茶奉御”，向天皇献上中国茶。
这些带回日本的文化中，最出名的是道慈以“西明寺”为模具，参与“大安寺”的设计建造一事。这件事在日本学者中早已经有研究，但仍值得探讨，王翔从文献角度说“大安寺和西明寺的确切传承虽然值得讨论，但其受到西明寺的影响还是有史料可证的”。西明寺的建立是以祇园精舍为模板，这与玄奘法师从印度回来，亲自参观过祇园精舍有关，随后道宣律师在《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绘出祇园精舍的样式，《祇园图经》中描述精舍的构成。以这两部图经为线索，对比寺院造型，可发现大安寺复原图和西明寺遗址部分平面图，还是有极大的相似性，三者之间是否具有更深刻的联系还需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经过丝绸之路传来的祇园精舍，对中国乃至日本的寺院建造产生了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这些来中国的留学僧主要以学习佛法为主，同时也将中国的书法、音乐、茶艺、建筑布局等带回日本，使中日之间的佛法体系一脉相承。
二、源远流长：西明寺文化体系对日本学僧的影响
西明寺除名僧聚集外，也以丰厚的典藏而闻名：“显庆年际西明寺成，御造藏经”，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西明寺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众多僧人著作频出，根据藏中诗侬芙的统计：“长安西明寺学僧们的著作，如参与西明寺创建的玄奘翻译的76部1347卷经典、西明寺上座道宣的35部188卷著作、西明寺道世的12部156卷著作等。”
这些统计表明西明寺的学风经历了阶段性变化：最初是玄奘一系的翻译系；接着是道宣、道世的编撰系，最后是未被统计的善无畏密宗系。这三系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举足轻重。
首先是翻译系形成的西明唯识学，此系的日本学僧主要有道昭和玄昉。道昭653年入唐，跟随玄奘学习，在唐七年后归国，玄奘658年入住西明寺，时间上完全吻合，同年，智通、智达入唐从玄奘和窥基学习。玄昉717年入唐求法，从玄奘法师的再传弟子智周学习。
其次编撰系，这些著作的一大特色便是博采众长，《法苑珠林》序里记载：“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余闲，三藏遍览。以为古今绵代，制作多人，虽雅趣佳词，无足于博记。所以搴文囿之菁华，嗅大义之瞻卜，以类编录，号曰《法苑珠林》。”
此时西明寺的学风可管窥一斑，由这些“长安西明寺智慧体系”开创了“西明寺类聚编纂书丛”，该书丛的形成对奈良朝的佛教影响巨大，藏中诗侬芙的研究表明道世等人的态度直接影响到《鉴真传》的创作过程。
最后是密宗系，这一系以善无畏为代表，他的密法由不空传惠果，惠果传空海，道慈也是善无畏付法弟子。此外他翻译出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经》，法全将此经仪轨集撰成《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莲华胎藏菩提幢幖帜普通真言藏广大成就瑜伽》借给求法僧圆珍。圆珍学习密法的智慧轮也是不空弟子。
除上述专业著作之外，西明编撰文化对民间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在《寺院文化空间与小说创作》文中提到，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记载的故事，出现在敦煌写卷S.4037与P.2094中，并有所发展，形成回鹘文。这说明西明寺的文化体系同时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而不是单纯的从西域吸收后往东传播。
上述材料中，西明寺三个时期不同的学风，不仅对中国本身的佛教文化发生重大作用，同时对日本来华的留学僧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留学僧回国后，这些影响也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
三、硕果累累：留学僧对日本的贡献
唐代是中国佛教宗派大发展的时期，形成了法相宗、华严宗、密教、禅宗、净土宗等各个宗派。西明寺和其中的一些宗派有着极深的渊源，众多日本留学僧在西明寺学习，受到这些宗派影响，回国后著书立说，开宗立派，推动日本佛教新一轮的发展。
从时间上而言，最早的是将法相宗传入日本的道昭，他在赴唐学习七年后，于661年回国，以元兴寺为中心弘布法相宗教义，这是法相宗初传日本。道昭、智通等人除了弘扬法相宗外，还是弘扬俱舍宗的主将。
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当属求法僧空海。空海在日本宗教文化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创造性贡献的佛教高僧之一，传其事者多至650余种。他于公元804年到达中国，并在长安学习密教，师从惠果阿阇梨，传承金刚界与胎藏界二部纯密，805年八月惠果为其授“传法阿阇黎位”的灌顶。806年，空海随遣唐使团归国。十月抵达博德（今福冈市）后，空海马上向天皇呈上《御请来目录》：“入唐学法沙门空海，大同元年请来经律论疏章传记，并佛菩萨金刚天等像，三昧耶曼陀罗、法曼陀罗、传法阿阇梨等影及道具，并阿阇梨付嘱物等目录都合六种，就中新译等经都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梵字真言赞等都四十二部四十四卷，论疏章等都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已上三种总二百一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
这些经律论疏和佛像法物，为空海创立日本真言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弘仁七年空海上表请求将高野山作为真言宗弘法、修禅的道场，获得批准，时至今日，高野山以金刚峰寺为中心分布着近120个寺院，发展为举世闻名的东密佛法圣地。
弘仁十四年（823），刚即位的淳和天皇又敕赐京都东寺作为密教的永久根本道场（赐号为“教王护国寺”），由此，空海所传的密教相对于日本比睿山天台宗的“台密”，也被称作“东密”。空海从33岁回国到62岁圆寂，30年间在日本建坛修法，建东寺讲堂、开设种智院，大力弘扬密教，前后授灌顶者数万人，著名弟子有实慧、真雅、真济、道雄、圆明、真如、杲邻、泰范、智泉、忠延等，被称为“十贤”，随着门徒流布，具有日本特色而又传承中国密教的日本佛教真言宗完全形成，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空海入寂百年后，东密“在教理（教相）方面没有多大发展，而在修行仪轨、仪式（事相）方面却日益繁杂”，逐渐分为小野、广泽二流，后又分化出七十余流，大致可分为新义、古义二派。后人评价“空海是唐密的集大成者，而且在日本又得到天皇及社会各界的护持，因此乃能使这一传承在日本大放光芒”。
圆珍因通达显密，博鉴他宗，被推为“一山真言学头”。圆珍在大中十二年（858）携带经疏千余卷回国，依敕命住比睿山山王院，并屡次受请入宫讲经修法。越年移住山下三井园城寺，奏请为天台的别院；又创立唐院，收藏由中国带回的典籍。868年敕许以园城寺为传法灌顶道场，形成后来的寺门派。同年任天台宗第五代座主，职位僧教。
除佛教典籍外，这些留学僧回国对日本文化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圆珍将入唐期间与各地士子、名僧、诗人的著作集成《行历抄》流传于世，为日本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保存了很多重要的文学文献，还有一些中国《全唐诗》未收的诗歌。
西明寺的文化系统不仅对东方的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西部的敦煌也产生不可忽略的作用，昙旷、乘恩都是西明寺系的大德，在敦煌讲学弘教。因此，西明寺不仅对唐代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影响，也对促进东亚地区佛教文化的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
